吴敬梓《儒林外史》介绍
吴敬梓生活在清政权已趋稳固的时代，随着王朝在军事政治上的步步取得成功，它的文化统制的毒害也愈来愈深。文士们醉心举业，八股文之外，百不经意。吴敬梓十分憎恶当时土子的热中科名，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风气，把希望寄于落拓不得意的文士和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怀着这种心情，他写出了这部卓绝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下面是学习啦的小编为你们整理的文章，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吴敬梓的生平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一字文木，安徽全椒县人，他出身的那个大官僚地主家庭，在明清之际有过五十年光景的“家门鼎盛”时期(注：见《文木山房集·移家赋》。)。曾祖吴国对是顺治年间的探花。“一时名公巨卿多出其门”(方嶟《文木山房集序》)，祖辈也多显达。但到了他父亲吴霖起，家道开始衰微。吴霖起是康熙年间拔贡，做过江苏赣榆县教谕。为人方正恬淡，不慕名利，对吴敬梓的思想有一定影响。吴敬梓年幼聪颖，才识过人，少时曾随父宦游大江南北。二十三岁时，父亲去世。他不善治生，又慷慨好施，挥霍无度，被族人看作败家子。三十三岁迁居南京，家境已很困难，但仍爱好宾客交游，“四方文酒之士，推为盟主”(金和《儒林外史跋》)。在这种“失计辞乡土，论文乐友朋”的生活中，使他有可能从程廷祚、樊圣谟等朋友中，接触到清初进步的哲学思想(注：程廷祚是清代进步的思想家，颜李学派的首领之一李塨的传人。)。吴敬梓早年也熟中科举，曾考取秀才，但后来由于科举的不得意，同时在和那批官僚、绅士、名流、清客的长期周旋中，也逐渐看透了他们卑污的灵魂，特别是由富到贫的生活变化，使他饱尝了世态炎凉，对现实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从而厌弃功名富贵，而以“一事差堪喜，侯门未曳裾”(《春兴》)自慰，并提出“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的疑问(王又曾《书吴征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诗集后》注，见《丁辛老屋集》卷十二)。三十六岁时，安徽巡抚赵国麟荐举他应博学鸿词考试，他以病辞，从此也不再应科举考试。
此后，吴敬梓的生计更为艰难，靠卖书和朋友的接济过活。在冬夜无火御寒时，往往邀朋友绕城堞数十里而归，谓之“暖足”。在经历了这段艰苦生活之后，他一面更加鄙视那形形色色名场中的人物，一面向往儒家的礼治，在他四十岁时，为了倡捐修复泰伯祠，甚至卖掉最后一点财产——全椒老屋。吴敬梓怀着愤世嫉俗心情创作的《儒林外史》大约完成于五十岁以前(注：程晋芳《怀人诗》(作于1748-1750年)中说：“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据此可知书大概成于1750年前。)
吴敬梓晚年爱好治经，著有《诗说》七卷(已佚)。五十一岁时，乾隆南巡，别人夹道拜迎，他却“企脚高卧向栩床”，表示了一种鄙薄的态度。五十四岁时，在扬州结束了他穷愁潦倒的一生。作品还有《文木山房集》十二卷，今存四卷。
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
《儒林外史》共五十五回，现存最早的卧闲草堂刻本，共五十六回，末回乃后人伪作(见金和《儒林外史跋》)。书中人物，大都有当时真人真事做影子，为避免清代统治阶级的迫害，作者故意把故事背景说成明代。闲斋老人的《儒林外史序》说：
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
这段话说明了小说的主题。作品正是以反对科举和功名富贵为中心并旁及当时官僚制度、人伦关系以至整个社会风尚的。
作者在楔子中塑造了元末诗人王冕的形象来“敷陈大义”，“隐括全文”，并作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标准。王冕出身田家，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不精通;而又安于贫贱，以卖画为生，不与权贵相与。作者通过他的嘴，抨击了科举制度，“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在作者看来，文士们只有像王冕那样讲求“文行出处”，才能免于“功名富贵”的牢笼，堪称“品地最上一层”。这在当时是具有一定的批判意义的。
作品一开始就通过周进、范进中举前后的悲喜剧，揭示了科举制度是怎样腐蚀着文士的心灵，以及士子们热中科举的原因。六十多岁的周进，因未曾进学，不得不卑躬屈节，忍受着新进学的梅三相公的嘲笑;还替前科新中的王举人扫了一早晨“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后来连教馆之职也失去了，只得给商人记帐。当他一见贡院号板，就禁不住万感俱发，一头撞去，哭得死去活来。而当商人们答应替他捐个监生时，他竟爬到地上磕头说：“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范进也是个连考二十馀次不取的老童生，发榜那天，家里没有早饭米，只得抱了正在下蛋的母鸡到集上去卖。听到中举的消息后，他起初不敢相信，既而“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欢喜得发了疯。直到挨了丈人胡屠户的耳光之后才清醒过来。从此他就“平步登天”，有许多人来奉承他，不到两三个月，田产房屋，奴仆丫鬟都有了。由此可见，士子们的热中科举，不过是为了爬上统治阶级地位，升官发财，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臧蓼斋说他为什么要拚命花钱补个禀生时道：“禀生，一来中的多，中了就做官。就是不中，十几年贡了，朝廷试过，就是去做知县推官，穿螺蛳结底的靴，坐堂、洒签、打人”。也清楚表明了这一点。科举既然成了读书人猎取功名富贵的唯一手段，八股文自然就成了文章的正宗。作品中的马二先生甚至迷信八股到这样的程度，他说：“举业二字是从古至今人人必要做的……就是孔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另一个人物鲁编修认为：“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在他的影响下，女儿鲁小姐也在晓妆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一部的八股文。甚至因丈夫八股“不甚在行”而愁眉泪眼，怨他误了自己终身。匡超人出身贫困，原也还纯洁朴实，用自己的劳动养活父母。自从听了马二先生的“劝导”后，逐渐热中举业，后来得到李知县的赏识，追求功名富贵之心更热切了。为了府考，竟丢下重病的父亲。当他考取秀才后，就在杭州与那批斗方名士鬼混，选文章、骗饭吃。还跟潘三一起，假刻图章，短截公文，设计代考。。以后又到京城攀高结贵，抛弃原妻，并恬不知耻地说：“戏文上说的蔡状元招赘牛相府，传为佳话，这又何妨!”就这样，作者通过一连串人物活动，揭示了八股文、科举制度怎样使一些朴实的年轻人，逐渐堕落为追求名利的庸人，甚至变成了忘恩负义的无赖!
作品还写了一群考取科名的读书人，他们出仕则为贪官污吏，居乡则为土豪劣绅，从而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政治的窳败。王惠当了南昌太守，一到任就问：“地方人情，可有什么出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什么通融?”他念念不忘的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衙门里就满是“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守的利害，睡梦里也是怕的”。高要的汤知县为了表示“清廉”，竟枷死向他行贿五十斤牛肉的回教老师父，引起回民鸣锣罢市。彭泽县大姑塘附近两只盐船被抢，告到县里，反而挨了知县的二十大板。这些官吏就凭藉科举得意，升官发财，作威作福;而贪狠、蛮横则成了他们的共同特性。即使不作官，他们也能以贡生、举人的特权，通过同年或师生关系，勾结官府，鱼肉人民。退仕的张静斋就是本乡的恶棍。严贡生横行乡里，他强圈别人的猪，没有借给别人钱却向人要利息，讹诈船家，霸占二房产业，是个典型的劣绅。
在讽刺举业中人物的同时，作品还用了大量篇幅刻划那些“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的人物。他们大都是科名蹭蹬的读书人，以风流名士自居，过着无卿的寄生生活。娄三、娄四公子因功名失意，满腹牢骚，回到家乡，自命为少年名士，把那些假名士、假高人、假侠客尊为上宾，结果落了一场没趣。无数斗方名士靠胡诌几句诗，沽名钓誉。连医生赵雪斋，开头巾店的景兰江，盐务巡商支剑峰也假托名士，趋炎附势。作品通过他们的所谓诗酒风流的生活和招摇撞骗的行径，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封建文士们的生活真实，指责了科举给社会带来的不良后果。
除了儒林群丑外，小说还揭示了一些承平表象下的黑暗现实。官府衙门从上到下令污成风。“钱到公事办，火到猪头烂”，“有了钱就是官”，万青山由假中书变成了真中书。像潘三这类的差役，也处处为非作歹，把持官府，包揽诉讼。而真正做些好事，较为清廉的官吏，却往往没有好结果。肖云仙罚款，汤镇台被贬。至于广大淳朴善良的人民生活更是痛苦。小说中出现了投水自杀的农民，无法安葬母亲的杨裁缝，卖了儿子的倪老爹山中剪径的木耐人妇，作者都以深切的同情，描绘了他们活不下去的惨境。
《儒林外史》不仅有揭露、讽刺，而且有寄托作者理想的正面人物。杜少卿是个贵公子，在他身上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叛逆性格。他慷慨好施，有人向他求助，他就捧出大量的银子来帮助他，钱花完了，就变卖产业。他轻视功名富贵的科举制度，在辞却征聘以后，“乡试也就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他骂那些学里的秀才作奴才，骂那热中功名的臧蓼斋作匪类。他反对多妻。崇敬具有反抗性格的沈琼枝，称赞她说：“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士芥，这就可做的极了。”他说：“《溱洧》之诗，也只是夫妇同游，并非淫乱。”并不顾他人的讪笑，与妻子携手同游清凉山，体现了一定程度的个性解放的要求。作品中的沈琼枝，敢于反抗封建社会的压迫，以刺绣卖文为生，自食其力，是个新的女性形象。
此外如讲究文行出处而轻视举业的虞育德、庄绍光和迟衡山等也是作者所肯定的人物，他们企图以祭泰伯祠的迂阔举动，来挽回世道人心，实际表现了吴敬梓思想中的落后一面。
作品中置身功名富贵圈外的小商人和手工劳动者也是儒林群丑的明显对照。牛老爹、卜老爹和鲍文卿等都是忠厚诚笃的下层人物。作者借向鼎的口赞鲍文卿说：“而今的人，可谓江河日下。这些中进士、做翰林的，和他说到传道穷经，他便说迂而无当;和他说到通今博古，他便说杂而不精;究竟事君交友的所在，全然看不得，不如我这鲍朋友，他虽生意是贱业，倒颇多君子之行”。鲍文卿爱惜人才，凭自己本领吃饭，认为“须是骨头里挣出来的钱才做得肉”，而拒绝纳贿，鲜明地反衬出那些读书人的丧尽廉耻。小说结尾，儒林寂寞，市井中出现奇人。贫苦的季遐年，字写得最好，却不贪钱，不慕势。卖火纸筒的王太以下棋为快事。开茶馆的盖宽，无事就在柜台里看书、画画。裁缝荆元则敢于把他的“贱行”提到和读书、识字平等的地位。在理想的真儒、名士消磨尽了后，面对这些自食其力，不图富贵、不伺候人颜色，自由自在的人物，作者流露出无限倾慕的心情。
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
我国讽刺文学来源悠久，先秦诸子寓言中，已有讽刺作品。从小说来说，在《西游记》里显露了幽默的讽刺锋芒，后来的《西游补》、《钟馗斩鬼传》等也是讽刺意味较多的长篇小说，但后者词意浅露，艺术上比较粗疏。明代拟话本和清初《聊斋志异》中都有讽刺科举的短篇小说，特别是《聊斋志异》中有不少成功的讽刺作品。在这些成就的基础上，吴敬梓以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生活体验和鲜明的爱憎，写出了《儒林外史》，“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正是体现了这个精神。小说中许多人物都有原型，如马纯上取材于冯粹中，迟衡山取材于樊南促，庄征君取材于程绵庄等。许多人情世态也都是当时社会上司空见惯的。作者抓住了这些材料，加以典型的概括，而不作主观的说明，使读者从客观事物本身得到启发。正如鲁迅在《什么是“讽刺”》中所说的，“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例如小说十七回写“斗方名士”的一段对话：
浦墨卿道：“三位先生，小弟有个疑难在此，诸公大家参一参。比如黄公同赵爷一般的年月日时生的，一个中了进士，却是孤身一人;一个却是子孙满堂，不中进士。这两个人，还是那一个好?我们还是愿做那一个?”……匡超人道：“‘二者不可得兼’。依小弟愚见，还是做赵先生的好。”……浦墨卿道：“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赵爷各样好了，倒底差一个进士。不但我们说，就是他自己心里也不快活的是差着一个进士。……如今依我的主意，只中进士，不要全福;只做黄公，不做赵爷。可是么?”支剑峰道：“不是这样说。赵爷虽差着一个进士，而今他大公郎已经高进了，将来名登两榜，少不得封诰乃尊。难道儿子的进士，当不得自己进士不成?”浦墨卿笑道：“这又不然，先年有一位老先生，儿子已做了大位，他还要科举。后来点名，临监不肯收他。他把卷子掼在地下，恨道：‘为这个小畜生，累我戴个假纱帽!’这样看来，儿子的倒底当不得自己的。”……景兰江道：“众位先生所讲中进士，是为名?是为利?”众人道：“是为名。”景兰江道：“可知道赵爷虽不曾中进士，外边诗选上刻着他的诗几十处，行遍天下，那个不晓得有个赵雪斋先生?只怕比进士享名多着哩!”
这里作者写的是当时儒林中很普遍的事情，显然只是如实地反映出来，却把那时文士们内心的空虚，生活的无聊揭露得非常深刻。又如马二先生游西湖时，西湖的秀丽景色没有引起他的兴趣，而酒店里挂着的透味的羊肉，盘子里盛着滚热的蹄子、海参、糟鸭、鲜鱼等却使他羡慕得喉咙里咽唾沫。仁宗皇帝的御书又使他马上磕头一拜。他见了游西湖的女客就低头不敢仰视。在书店里看到自己的八股选本就打听它的销路。在这些看来似乎漫不经心的描写里，马二先生思想的迂腐和精神的空虚，已相当生动地表现出来了。
当然艺术的真实并不排斥夸张，在真实基础上的夸张，是讽刺所必要的。周进撞号板;范进中举发疯;范母一喜而死;严监生临死因点了两根灯草而迟迟不肯断气;严贡生发病闹船家等精彩描写，都因合理的夸张，而取得强烈的讽刺艺术效果，从而更真实地暴露了问题的本质，起着深刻的批判作用。
由于作者态度的严肃和爱憎的分明，他还能针对不同人物作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讽刺。他对王惠、汤知县、严氏兄弟这批贪官劣绅，是无情地揭露和严厉地鞭挞;他对具有诚笃善良性格，能急人之难，而又庸俗、迂腐，迷信科举的马二先生，是既同情，又讽刺。王玉辉是受封建礼教毒害很深的人，为了“青史留名”，他鼓励女儿殉节，在女儿死后，还“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但到了大家送他女儿入烈女祠公祭的时候，他却“转为心伤，辞了不肯来”。后来在苏州见到船上一个少年穿白的妇人，他却又想起了他的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作者通过他矛盾心情的揭露，一面掌握了人物复杂的性格，同时又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吃人的封建礼教。作者的讽刺有时还随着人物的社会地位和思想品质的变化而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如范进未中举以前，境遇相当可怜，作者虽对他有一定讽刺，但主要是同情他;后来他中了举，做了官，变得很恶劣，作者的态度也随这改变，就对他采取了辛辣的嘲风。总之，吴敬梓的讽刺艺术不仅分寸掌握恰当，而且能将矛头直接指向罪恶的社会制度，而不是人身攻击。它体现了现实主义讽刺艺术的高度成就。
把相互矛盾的事物放在一起，突出它的不合理，这是《儒林外史》经常运用的讽刺手法。小说第四回写“遵制丁忧”的范进去汤知县处打秋风时的情况：
席上燕窝、鸡鸭，此外就是广东出的柔鱼、苦瓜，也就两碗。知县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银镶杯箸。范进退前缩后的不举杯箸，知县不解其故。静斋笑道：“世先生因遵制，想是不用这个杯箸。”知县忙叫换去，换了一个碗杯，一双象牙箸来。范进又不肯举动。静斋道：“这个箸也不用。”随即换了一双白颜色竹子的来，方才罢了。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落后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方才放心……。
这里通过范进行动的前后矛盾，把他居丧“尽礼”的虚伪性揭露无馀。又如严贡生正在吹嘘自己“为了率真，在乡里之间，从来不晓得占人寸丝米粟的便宜”时，小厮就来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再如胡屠户在范进中举前，说他“尖嘴猴腮”，骂得狗血喷头;中举后就说他是“天上的星宿”，开口“贤婿”、闭口“老爷”，就活画出这个市侩小人的丑恶嘴脸。
明清明代其他长篇小说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对黑暗现实的揭露虽然也很深刻，但体现作者理想的正面人物却写得更光辉、更动人。《儒林外史》写得最多、也最吸引人的无疑是儒林中的各种丑恶现象，表现作者理想部分和塑造的正面人物在小说中毕竟是次要的，而且不是那么动人。从这些地方看，《儒林外史》可以说是我国小说史上比较典型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
《儒林外史》语言的特点是准确、洗炼而富于形象性。作者经常能三言两语，使人物“穷形尽相”。如第二回中写夏总甲“两只红眼边，一副锅铁脸，几根黄胡子，歪戴着瓦楞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篓一般，手里拿着一根赶驴的鞭子，走进门来;和众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这里一个自高自大的小土豪形象就活现在我们面前。有时由于一个字用得很恰当，使人物“情伪毕露”。如严监生妾赵氏在正室王氏生病期间侍奉汤药，极其殷勤，在王氏病重时，甚至祈求菩萨宁愿替她死。但当王氏死前到赵氏说了“何不向你老爷说明白，我若死了，就把你扶正做了填房”之后，作者紧接着就写“赵氏忙叫请爷进来，把奶奶的话说了”。这一个“忙”字，就把赵氏的虚伪面目暴露无遗。吴敬梓学习运用人民群众的口语相当成功，对话中有时引用谚语、歇后语，也能恰切自然。
小说的艺术水平是不平衡的，特别是三十八回以后远不如前面描写得深刻有力。郭孝子寻亲、青枫城大战、野羊塘大战等片段，不但思想内容差，艺术上也是败笔。
《儒林外史》的结构“虽云长篇，颇同短制”。没有连贯全书的主要人物和中心事件。有时这一回的主要人物到下一回就退居次要。“事与其来俱起，事与其去俱迄”。这种独特形式虽然是受到了《水浒传》等书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出于作者的艺术构思。全书以反对科举制度为主干，通过这一点，运用自如地安排各类人物和故事，从而达到较广泛地反映社会生活的目的。因此，尽管这种结构形式不免有些松懈，但对它所反映的特定内容来说是和谐的。
《儒林外史》所达到的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使它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惺园退士序说：“慎勿谈《儒林外史》，读之乃觉身世酬应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可见作品反映现实的巨大批判力量。在小说史的发展中，《儒林外史》奠定了我国古典讽刺小说的基础，为以后讽刺小说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晚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等显然是受了《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影响，并在结构上也有所模仿。我国新文学的伟大作家鲁迅，极其推崇《儒林外史》，他的战斗的文学传统特别在讽刺手法的运用上，和《儒林外史》也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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