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发展到唐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鲁迅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中国小说史略》)下面是的小编为你们整理的文章，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唐代传奇兴起的原因
唐人小说之称为“传奇”，始自晚唐裴刑的《传奇》一书，宋以后人遂以之概称唐人小说。对于小说，历代正统文人总是采取鄙视态度的。《汉书·艺文志》固然摒之于九流之外，唐人也“每訾其卑下”。但是实际上，当时参加传奇小说创作的人，却有不少是著名的历史家、古文家或诗人。李肇说：“沈既济撰《枕中记》，庄生寓言之类;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二篇真良史才也。”(《唐国史补》下)这说明唐人传奇由于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在思想艺术上都取得新的成就，已经逐渐改变了人们的传统看法了。
唐代传奇的兴起和发展，首先是由于唐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给传奇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它由单纯的谈神说鬼，向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发展。同时，随着商业经济的发达，市民阶层兴起，为了满足他们对文化娱乐的需要，产生了“市人小说”，为文人的传奇提供了一些新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方法。而唐代举子们的“温卷”，对传奇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宋赵彦卫《云麓漫钞》说：“唐世举人，先借当时显人以姓名达主司，然后投献所业，俞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由于名利关系，“温卷”的风气，到中晚唐尤为盛行，这和唐代传奇的发展情况也是一致的。此外，佛道教义、神怪传说的流行，对传奇创作也有相当的影响。
唐代小说的发达，也是文学本身不断发展的结果。虽说“传奇者流，源出于志怪”，但终与志怪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其它文学体裁对它的影响。唐代传奇作家如王度、沈既济、陈鸿，都是史官。他们利用《史记》以来传记文学的传统经验，使本来只是粗陈梗概的小说，体制更为阔大，波澜更加曲折，人物性格更加鲜明，这是很自然的。其次，唐代变文、俗赋、话本、词文等通俗文学的盛行，对传奇的创作也很有影响。从《游仙窟》、《柳氏传》、《周秦行记》等传奇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变文的散韵夹杂的文体;而《李娃传》更来源于民间的《一枝花话》(注：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光阴听话移”下自注云：“尝于新昌宅听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又明梅鼎祚《青泥莲花记》中《李娃传》附注亦云：“娃旧名一枝花。”)。最后，唐代古文运动与诗歌的发展，也影响传奇的创作。这不仅表现为一些传奇作家如沈既济、李公佐、白行简、陈鸿、沈亚之等和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的作家有过联系;更重要的是新乐府运动的现实主义精神既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传奇作家面向现实，而古文运动对文体的解放，又使传奇作家能够充分利用其成功经验，自由地抒情叙事。再则唐传奇如《长恨歌传》、《莺莺传》、《李娃传》、《无双传》等，都是小说与诗歌相辅而行，诗人与小说家互相协作，比如白居易写了《长恨歌》，陈鸿就写了《长恨歌传》;元稹既是写《莺莺传》的小说作家，又是写《李娃行》的诗人。正是在各种文学形式的交互影响下，形成了唐代传奇以诗歌与散文结合、抒情与叙事结合的独特风格：既有美妙的意境，又有细致的刻划;既有丰富的想象，又有如实的描绘。因此无论就现实意义或美感价值来看，唐代传奇都超过了六朝志怪小说。唐传奇优秀作品多出于中唐，原因也正在这里。
唐代传奇的思想与艺术
今存唐代传奇小说，数量不少，其中流传较广的有几十篇。这些作品大都收入宋初李方等编集的《太平广记》里，它如《文宛英华》、《太平御览》、《全唐文》等总集类书中也收载了一些。但明清以来，书商以此贸利，“往往妄制篇目，改题撰人”，有许多作品被窜改淆乱。鲁迅为“发意匡正”“斥伪返本”，曾在编成《古小说钩沈》后，选录了《唐宋传奇集》。
唐人传奇根据它的历史发展情况，可分三个时期：
(一)初盛唐时期 这是传奇小说初步发展的时期。作品数量很少，内容还和六朝志怪小说相去不远，艺术上也不够成熟，但已逐渐注意到形象的描绘与结构的完整。
《古镜记》是现存唐传奇中最早的一篇。作者王度(585?—625?)，太原祁人，是初唐诗人王绩之兄。这篇作品“犹有六朝志怪余风，而大增华艳”。故事内容是记述一面古镜降妖、伏兽、显灵、治病以及反映阴阳变化的诸种灵异。它虽在叙述中透露出一些社会动乱和民间疾苦的影子，但主要是宣扬迷信和天命无上的消极思想。作者按时间顺序，将古镜灵异的十二段独立故事贯串成章，比起六朝志怪的零篇散录，在结构上有了进步。
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写梁将欧阳纥的美妻被白猿劫走。欧阳纥率兵入山，掩杀白猿，而妻子已孕，生子如猿，聪悟绝人。作品的思想内容虽仍是搜奇猎异，却通过欧阳纥失妻后的痛愤和不避艰险，终于夺回妻子的描写，表现出了他对妻子的挚爱。与《古镜记》相比，它已开始着重描绘人物的活动，情节更为曲折，描写白猿所居环境的幽险也较形象，是一篇粗具规模的传奇作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胡应麟《四部正讹》都认为它是“唐人以谤欧阳询者”。用小说影射真人，以达到人身攻击目的的恶习，很可能就是从此开始的。
《游仙窟》作者张琢(660?—740?)，字文成，高宗调露初进士，颇有文名。他的《游仙窟》久已失传，而唐时即流传于日本，近世始由人钞录带回中国。作品自叙奉使河源，途中投宿仙窟，与神女邂逅交接的故事。其中多通过书信投赠、诗语对答来表现男女调情，实际是轻薄文人纵酒狎妓生活的再现，色情成分极浓。但从作品已基本上脱离志怪而转向现实生活的描写来看，它在传奇发展过程中仍有一定的意义。张琢在《朝野佥载》中还写了一些小故事，是较为健康的。如《隋文帝狮子骢》(注：今本《朝野佥载》无，见《太平广记》四百三十五卷引。)，通过狮子骢初到长安时的神骏和后来流落磨坊时的憔悴，寄寓了英雄末路的感慨，故事曲折动人，描绘栩栩如生，和魏晋志怪小说已有明显的不同。
(二)中唐时期 这时期作品空前增多，是传奇小说的黄金时代。从内容上说，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占据了主要地位，即使谈神说怪，也往往具有社会现实内容，如《枕中记》和《南柯太守传》。
《枕中记》作者沈既济(750?—800?)，苏州吴(今江苏吴县)人，曾任左拾遗与史馆修撰等职，并撰《建中实录》。《枕中记》是受了刘义庆《幽明录》“焦湖庙祝”的启发，借以表现唐代官场的现实的。作品写卢生在邯郸逆旅中，借道士吕翁的青瓷枕入睡，梦中经历了他生平热烈追求的“出将入相”的生活。一旦惊醒，还不到蒸熟一顿黄梁饭的工夫。于是他大彻大悟，万念俱息。《南柯太守传》的作者李公佐(770?—850?)，字颛蒙，陇西人，尝举进士，今存所作传奇四篇，而以《南柯太守传》成就为最高。作品除受“焦湖庙祝”的启示外，还受《搜神记》“卢汾梦入蚁穴”的影响。它写淳于棼醉后入梦，被槐安国招为驸马，出任南柯太守，廉能称职，深受百姓爱戴。后因与檀罗国交战失败，公主又随之谢世;于是宠衰谗起，终被国王遣送出郭。淳于棼醒后惊异，寻踪发掘，始知所谓槐安、檀罗国者，原来都是蚁穴。从此他深感人生虚幻，乃栖心道门，不问世事。
这两篇作品都曲折反映了一般封建士子热中功名富贵的思想，也揭露了封建社会官场的险恶和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丑态。但因作者受道家影响过深，对现实矛盾采取消极逃避的态度，作品的思想性也就不高。他们越是渲染卢主、淳于棼的飞黄腾达和身受排挤，也就愈发加强了作品所宣扬的“人生如梦”的主题。然而这两篇作品都能融合寓言与志怪的表现手法，具有讽刺文学的某些特色，在艺术上是有价值的。《南柯太守传》穿插颇多而结构严整，情节丰富而脉络清晰。结尾尤为成功。鲁迅说：“篇末命仆发穴，以究根源，乃见蚁聚，悉符前梦，则假实证幻，余韵悠然，虽未尽于物情，已非《枕中》之所及矣。”(《中国小说史略》)李公佐还有一篇《古岳渎经》，写楚州刺史李汤于龟山水中见一怪物而不识，后作者泛洞庭、登包山、入灵洞，得《古岳渎经》第八卷，乃知其物为淮涡水神无支祁，禹治水至桐柏山，加以降伏，镇锁龟山足下，使淮水安流。这个神话反映人民战胜了水灾，创造了一个“神变奋迅”的神猿形象，它和《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形象是不无关系的。
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如《任氏传》、《柳毅传》、《霍小玉传》、《李娃传》、《莺莺传》等，在唐传奇中成就最高。它们大都歌颂坚贞不渝的爱情，谴责封建礼教和门阀制度对妇女的迫害;并且经常运用写实手法来刻画人物性格和环境气氛，创造了一系列优美的妇女形象。这些作品从男女双方的自身条件出发，以“郎才女貌”为理想的爱情标准，比之当时要求“门当户对”的婚姻，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作品所虚构的美满结局，也反映了人们争取幸福婚姻的善良愿望。然而有的作者把高科及第当作解决矛盾的出路，则表现了他们庸俗的封建思想。
《任氏传》和《柳毅传》都是具有神怪色彩的爱情小说，而充满人间社会的清新气息，是对六朝志怪传统的大革新。沈既济的《任氏传》写富公子韦金的贫女郑生与孤女任氏相爱，韦金惊羡任氏的美艳，欲施强暴，为任氏以大义所折服。任氏又为郑生划策，谋取厚利。后郑生远出就职，任氏预知此行不吉，拟不从行，为郑生强邀而去，途中果为猎犬所害。整个故事缠绵悱恻，委婉动听，既有现实生活基础，又富于浪漫主义精神。作品塑造了一个动人的狐女形象。她纤丽多情，聪明勇敢，因为对郑生无比忠贞，才能以一弱女子抗拒韦金的无礼，揭发他“忍以有余之心，而夺人之不足”的不义行为。然而作者让她用诱窃美女的办法来报答韦金的恩义，未免有损这形象的完美。作品写郑生两次遇见任氏和任氏抗拒韦金强暴的情景，有许多精采生动的细节描绘。任氏的形象实际是概括了教坊中妇女的性格特征。作者写她能够“遇暴不失节，旬人以至死”，表明他是看到这些市井人物性格健康的一面。
李朝威，陇西人，生平不详。他的《柳毅传》写落第书生柳毅途经泾河，遇见洞庭龙女牧羊荒郊。龙女自述在泾河夫家备受虐待，要求柳毅传书至洞庭。柳毅慨然允诺，入洞庭龙宫。洞庭君弟钱塘君闻讯大怒，凌空而去，诛杀泾河逆龙，救出龙女。后经许多曲折，龙女终于和柳毅结成美满婚姻。作品中的龙女是反抗夫权压迫、追求幸福爱情的妇女形象。父母包办的婚姻给了她无限的痛苦和折磨。但是经过她的坚决反抗，终于和柳毅结成夫妻。柳毅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书生。他的传书，纯系激于义愤，没有个人企图，因此当钱塘君酒后逼婚时，他竟毅然拒绝。他后来爱上龙女，也不单是慕色，而是感于龙女的深情。作者对火龙钱塘君的描绘，有声有色，有他出场前，就借洞庭君之口加以渲染;并通过洞庭君的软弱谨慎，陪衬出他那烈火般的刚强性格。他的对答简短干脆，与个性完全切合，所以着墨不多而形象鲜明。总之，《柳毅传》的人物描写相当成功，全篇荡漾着诗意的想象，浪漫色彩非常浓厚，情节也离奇曲折，富有戏剧性。它比较典型地运用了通过幻想反映现实的表现方法。《全唐文》编者以为“猥琐”而并删《柳毅》与《霍小玉》二传，则恰好说明了它们反封建的鲜明倾向和细节描绘的动人。
蒋防，字子微，义兴人。所作《霍小玉传》写歌妓霍小玉和书生李益的爱情悲剧。李益在长安与霍小玉相恋，后来李益以书判拔萃，授郑县主簿，临行向小玉发誓偕老，归家后即变心易志，另娶贵姓女卢氏。小玉相思成疾，沉绵不起。侠士黄衫客激于义愤，挟持李益重入小玉家。小玉悲愤交集，痛责李益，气结而死。冤魂化作厉鬼，使李益夫妻不和，终身受到猜疑与嫉妒情绪的困扰。
作者以最大的同情，把霍小玉塑造成一个温婉美丽，受尽封建社会压迫凌辱而不肯屈服的悲剧形象。她本是霍王婢女所生，霍王死后，以庶出被逐，沦落为娼。这种不幸的经历，使她深刻地认识到封建贵族家庭的冷酷无情，即使在李益最迷恋她的时候，也总是涕泪盈面，相信被弃的命运是必然的。然而现实比想象还更冷酷，连她那希望欢爱八年之后，即永遁空门的最低要求也终归破灭。她不甘心就此罢休，连年变卖服饰，嘱托亲友，到处探寻李益。她这种执着不移的痴情，不仅使读者更加同情她的遭遇，也越发反衬出李益的刻薄无情。但当她的希望一旦幻灭，缠绵的爱便立刻转为强烈的恨。作者这样描写了她和李益的最后会面：
玉沉绵日久，转侧须人。忽闻生来，炎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与生相见，含怒凝视，不复有言。羸质娇姿，如不胜致;时复掩袂，返顾李生。感物伤人，坐皆欷虚。顷之，有酒肴数十盘，自外而来。……因遂陈设，相就而坐。玉乃侧身转面，斜视生良久，遂举杯酒，酹地曰：“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弦管，从此永休。征痛黄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掷杯于地，长恸号哭，数声而绝。
就这样，作者通过生动的性格冲突的描写，把故事引向了高潮。霍小玉在现实中失败了，然而在道义上胜利了。作者托名李益，创造了一个心理活动比较矛盾复杂的薄幸男子的形象。他最初爱上小玉，纯为“重色”，以后共同的生活，虽也在他心上引起过一点爱情，背约后感到过一些惭愧，但终于选择了门当户对的封建婚姻而作了负心人。正因为他既给霍小玉以希望，又亲手粉碎了它，这就给霍小玉带来更大的痛苦，他自己也终于成为道义上的罪人。作者运用烘托手法，联系霍小玉探访李益的情节，描写了一连串的陪衬人物。他们是社会舆论的化身，尽管身分不同，地位各异，都一致同情小玉，谴责李益。化鬼报仇的结局带有因果报应的迷信色彩，但也表现出作者鲜明的爱憎。《霍小玉传》在反映唐代封建社会中妇女被侮辱、被损害的悲苦命运的同时，揭示了豪门士族和市井细民间的对立矛盾;并且能够联系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来描写爱情，刻画人物，通过性格冲突推动情节发展，因此结构谨严，形象完美，富有典型意义。
《李娃传》的作者白行简(776—826)，字知退，白居易之弟。作品写妓女李娃与荥阳公之子某生的爱情故事。李娃是一个感情真挚的妇女形象。她最初虽顺从鸨母的意旨，被迫抛弃了某生;但当她看到某生在风雪中饥寒交迫的惨状时，就痛自谴责，与鸨母斗争，挽救了某生。作者有意在某生沦落为丐与高第得官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境下，安排了李娃与荥阳公的出场，通过客观对比，表现了出身于两个不同阶级的人物的鲜明对立的精神面貌。在某生沦落时，荥阳公为了家族门第的尊严，不惜置亲子于死地;而李娃却在其最艰危的时刻挽救了他。某生富贵后，李娃有感于封建门阀的压力，为了不妨碍某生的仕宦前途，忍痛割爱，悄然欲去;而荥阳公却立刻认儿认媳，前倨后恭。人们不难从这些场景中看到：一个被人贱视的妓女却有比较高尚的品格;而一个道貌岸然的“老爷”，其灵魂却虚伪狠毒到了可怕的地步。《李娃传》通过某生与李娃的结合，表现了一对社会地位贵贱不同的青年男女，经历千辛万苦，赢得爱情幸福的主题，具有强烈的反对门阀制度的意义。它好象告诉人们，门当户对的门阀婚姻原则不是不能突破的。而妓女可以封为“岍国夫人”的设想，也相当大胆。但是荣华富贵的团圆结局，不仅表明作者的思想局限，也为后世的戏曲、小说提供了一种廉价的俗套。
这篇小说在艺术表现上很有特色，人物有血有肉，情节波澜起伏，引人入胜;文笔清丽圆转，描写淋漓尽致。例如写某生被骗过程相当生动细密：李娃、假姨、信使，每一个人物都在这场诡谲的骗局中成功地扮演了规定的角色;无论是笑语常谈、托词谎语、行止进退……真真假假，都令人莫测高深。又如东西两肆争胜斗歌的场面和气氛，也刻画得有声有色、热闹非常。从而反映了唐代长安繁华复杂、充满陷阱的都市生活，大大加强了作品的生活气息。
元稹的《莺莺传》写张生和崔莺莺一度相爱，终于负心背弃的故事。王性之根据元稹生平及其诗篇，指出张生形象有作者自己的影子，有一定的可靠性。小说的女主角崔莺莺刻画得很成功。她出身名门，深受封建意识的熏陶，举止端庄，沉默寡言。因此，虽有强烈的爱情要求却不能不深藏在心底，以致有时采取了完全违反自己初衷的行动：她自己约了张生来，却又板起面孔，斥责他的“非礼之动”。这正表明她的封建意识和爱情要求间的深刻矛盾。但事后不久，莺莺忽然自动乘夜至张生住所私会。这种大胆突破封建礼教的行动，对如此一位大家闺秀来说，确实有一定的反抗性。然而，当她意识到张生将要抛弃她时，却无力起来斗争，只能自怨自艾、听凭命运摆布。莺莺性格中的这些弱点，是与她的贵族身分地位、教养熏陶分不开的。至于张生，只是一个玩弄女性而毫无羞愧的封建文人。他对莺莺始乱终弃，是封建制度下醉心功名富贵的士子的真实写照。作者对他的卑劣行径，非但不加指斥，而且从封建的道德规范出发，赞许他为“善补过者”。这反映了作者世界观中严重的封建思想。从艺术来说，作品后半篇以大量诗文来代替生动的叙述，也大大减弱了形象的感染力量。但因为《莺莺传》写的是“才子佳人”的恋爱，所以深受文人喜爱，宋以后有许多作品就是根据它演变而来的。其实，无论就思想或艺术来说，《莺莺传》都比不上《霍小玉传》和《李娃传》。
描写爱情的传奇，还有陈玄右的《离魂记》、许尧佐的《柳氏传》等，它们在思想和艺术上也各具不同的特色，但成就都不能跟上举各篇作品相比。
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传奇小说在这一时期中成就并不很高。郭提的《高力士传》、姚汝能的《安禄山事迹》、无名氏的《李林甫外传》等，大都写统治阶级人物故事，并杂以神怪。值得一提的有陈鸿的《长恨歌传》和《东城老父传》(注：近人以《东城老父传》篇末叙述陈鸿祖问贾昌开元遗事，确定本篇为颖川陈鸿祖作。然《太平广记》与《宋史·艺文志》均作陈鸿。在未有确证以前，姑仍旧说。)。前者系配合白居易《长恨歌》而作，故事情节大致相似。其中对李杨爱情的描写客观上反映了封建帝王的荒淫误国。后者前半叙斗鸡童贾昌得宠的经过，可以从中看到唐玄宗骄奢淫佚的生活实况。后面写向往开元的“太平盛事”，也流露出对腐败时政的不满。
(三)晚唐时期 大批传奇专集的出现，表明晚唐文人对这种文学形式的进一步重视。作品有牛僧孺《玄怪录》、李复言《续玄怪录》、牛肃《纪闻》、薛用弱《集异记》、袁郊《甘泽谣》、裴刑《传奇》、皇甫枚《三水小牍》等。这些专集中每有可喜之作，但总的来看，倾向于搜奇猎异、言神志怪，六朝遗风复炽，现实主义内容受到削弱。然而这一时期的传奇也表现了一些新的题材，描写剑侠的作品，便属此例。当时藩镇割据，互相斗争，往往蓄养刺客以牵制和威慑对方，而神仙方术之盛，又赋予这些剑侠以超现实的神秘主义色彩。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找不到出路的人民，也希望有这样一些人来仗义锄奸。于是这类题材的作品便应运而生。其中一些较好的作品，也充满矛盾。它们反映了人民要求改变处境的愿望，却强调了一条错误的个人斗争的道路;它们既表彰了剑侠英勇义烈的品质，又有意地宣扬他们为主效忠的动机……这正是统治阶级文人创作的弱点。杜光庭《虬髯客传》以杨素宠妓红拂大胆私奔李靖的爱情故事为线索，描写隋末有志图王的虬髯客在“真命天子”李世民面前折服，出海自立的故事。其创作意图虽是在晚唐动乱不安的现实中宣扬李唐王朝的神圣，但确也刻画了这“风尘三侠”的风貌：虬髯客的豪爽俊伟，红拂的机智勇敢，李靖的风流倜傥，都跃然纸上，比身居统治地位而实为“尸居余气”的杨素有生气得多。袁郊的《红线传》和裴刑的《聂隐娘》，都充满知遇报恩的思想和带有神秘色彩的描绘。不过《红线传》写红线制止了田承嗣想吞灭薛嵩的阴谋企图后说：“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使乱臣知惧，烈士安谋，某一妇人，功亦不小”，表现了反对藩镇战争的思想;而《聂隐娘》除了从中可以看到藩镇争权夺利、互相残杀的丑恶真相外，主题思想则一无可取。聂隐娘本人也不过是一个善于倒戈避害的军阀爪牙而已。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侠士排难解纷的精神，也渗透到爱情传奇的领域中。裴刑的《昆仓奴》便是描写一位武艺高强的老奴，帮助少主窃取豪门姬妾，成全他们爱情的故事。而薛调的《无双传》中也出现过一个感恩知己的人间侠士。
《无双传》是晚唐爱情传奇中最好的一篇。它在社会变乱动荡的背景上，突出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王仙客与刘无双——悲欢离合的故事。在赞扬那种不以贫富改移的爱情的同时，作品揭发了掖庭、军阀给人民正常生活带来的祸害。此外，皇甫枚的《步飞烟》、牛僧孺的《崔书生》、裴刑的《裴航》也都是描写爱情故事的较好的作品。牛肃的《吴保安》则写出一对患难朋友的深情厚谊，十分动人。
晚唐时期还出现一些含有教训意义的神话小说。它们发展了志怪传统，采取寓言笔法，对某些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作了意味深长的解释。牛僧孺的《郭元振》写郭元振斩除猪魔，拯救无辜少女的故事，含有劝人分清善恶的用意。李复言《李卫公靖》写李靖骑天马为龙母行雨，为了拯救旱灾，违命多降雨水，反而酿成水灾。这实际是在告诫人们：必须按照规矩办事，否则好心会带来恶果。裴刑《韦自东》写义烈之士韦自东为一道士聘去护丹抗妖。妖魔化作巨蛇、美女，都被他一一识破，结果为一个变幻作“道士之师”的妖魔所欺骗，前功尽弃。作品提供了这样一条教训：要善于识破伪装，不能以貌取人。然而，这类作品既取材于释道神怪之说，便不可避免地受到宗教迷信的影响。
总之，晚唐传奇虽为数不少，但无论从思想内容或艺术成就上看，都远逊中唐时期那些著名的作品。
唐代传奇的地位和影响
唐代传奇的产生，标志着我国小说的发展已逐渐趋于成熟。从此，小说正式形成了自己的规模和特点，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而且出现了一些专门从事传奇创作的作家，促进了小说在艺术上的丰富和提高。它揭开了我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序幕，反映了城市社会生活的繁荣复杂，把反对封建门阀制度和礼教压迫当作自己的基本主题。一些优秀的作品则往往兼有积极浪漫主义的精神。六朝志怪如《搜神记》中的“韩凭夫妇”、“紫玉韩重”，《搜神后记》中的“白水素女”等表现反封建的爱情主题的作品，讴歌的对象是一般士子平民。而在唐传奇中，娼妓婢妾则第一次大批成为被赞颂的主角。霍小玉、李娃、红拂、步飞烟等生动的形象，连同她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反抗思想：坚持爱情自由的理想，反对封建势力的压制……成为后来小说戏曲中反复歌颂的主题。不少优秀的民间文人和天才作家，从各自特定的历史条件出发，进行了不少创造、提高、改编的工作，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这种先进的思想。在宋元话本《碾玉观音》中的秀秀和“三言”中的杜十娘、花魁娘子等人的身上，我们固然可以看到霍小玉、李娃的影子;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不少作品则显然是唐代传奇的嫡系。他大量描写人神狐鬼间的爱情故事，在思想内容和题材手法上，都受到《任氏传》、《柳毅传》等的影响，而又超过了它们。戏曲里根据唐传奇改编的如王实甫的《西厢记》、郑德辉的《倩女离魂》、汤显祖的《邯郸记》、洪升的《长生殿》等更不胜枚举。唐传奇在艺术上也有很高的成就。六朝志怪与轶事小说往往只是“丛残小语”，即以比较完整的“王嫱”(《西京杂记》)、“玉镜台”、“官宁割席”(《世说新语》)等而论，也都只截取某一个生活断片，来描写人物某一方面的特征。唐传奇则比较全面地采用了史传文学的手法，把一个人前后完整的一段生活，甚至一生的经历都描绘下来，形象地揭露社会矛盾，表现出人物的微妙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体制简短而有长篇小说的规模，这种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小说形式，是由唐传奇开始的。而传奇中大量出现的惊奇情节、大胆想象，以及生活细节的细致刻划，对后世戏曲小说创作都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唐传奇还以简洁、准确、丰富、优美的语言，把古代散文的巨大表现力，发挥到了很高的地步。它的不少人物故事成为后世诗人中常用的典故是并非偶然的。
但是也必须看到，由于作者生活和思想的局限，唐传奇中并没有深刻反映民间疾苦和阶级斗争的作品，也没有一个劳动人民的形象。这一点，既赶不上当代的诗歌，也不及后来的小说。